大學畢業後,她成為中學英文老師,教了三年。自言不怕蝕底,經常為學生補課的她始終想不通,為何有部分學生總是教不懂?到底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出現了甚麼問題?她最後決定去英國繼續讀書,尋找答案。
「我好慶幸出了去讀書,知道了學語言是甚麼東西。」
80年代中期,她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應用語言學,研究第二語言習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論文就是探討香港學生如何學英語。
在Gladys口中,語言學不單止是一門科學,更是一種「處事思維」。
她反思道:「以前學生英語出問題,作為老師的自己便會抱怨是學生有學習問題。可是,語言學看重分析,這種訓練讓我意識到,要從語言學的角度去了解為甚麼學生會出現這些語誤,從而找出問題的根源。」她直言,沒有語言學的訓練,她可能還是那個遇上學生屢教不懂,她會激氣大罵的Miss Tang。
語言學的訓練,亦讓Gladys發現,為何大部分聾人語文能力那麼弱。對他們來說,進入大學的門檻極高,最後只能從事低技術職業。這不是因為他們愚蠢或力有不逮,而是他們很多從小就被剝奪可以通過手語接受教育的權利。
「我以前以為手語只是一些手勢。」
Gladys與手語、聾人社群結緣始於中大。90年代初,從英國回港加入中大英文系,她繼續外語習得的研究。此時認識了來自美國的音系學家伍德華教授(Prof James Woodward)。「有一回聊天,他問我覺得手語有沒有音系?」當下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心想手語都沒聲音,怎會有音系 ?「我以前以為手語只是一些手勢。」
她將這條問題記在心裡,此後不時為伍教授做義工,落聾人社區,幫忙記錄香港手語資料。後來多了認識,再加上翻閱文獻,才開始發現手語其實也是一種有完整語法系統的語言。「原來手語真是有音系的。」
學術上有新啟蒙,落區多了接觸聾人,亦開始讓她反思聾人的「命運」問題,「為何他們用手語溝通得那麼好,但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為這群無聲之士爭取平等教育權利,後來成為她埋首研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