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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令我們生活被迫局限在數百呎的單位，重新思考和公共空間的關係以及流動性。知名建築師團隊Gehl在疫情期間收集世界各地公共空間使用的情況，發現有65％的受訪者依然會使用公共空間。大部份人的目的是做運動，他們亦指出在疫情中，受訪者比在非疫情期間更常步行，更少使用交通工具。
疫情中，香港的城市設計沒有給我們安全的步行空間。獨立研究者Waltraut Ritter在香港街道進行實驗，嘗試佔用1.5米社交距離在街上步行，要可是大多數香港行人路卻只有1.5米寬，要保持社交距離實在是寸步難行(Ockenden, 2020)。
疫情中，我們的公共生活到哪裡了？
不能外出，大家都想辦法與世界接觸 — 既然實體空間不能去，虛擬世界便成了多數人的選擇。在視像通訊軟件 ZOOM上玩 party game、酒聚、聊八掛；在《動物森友會》中邀請朋友到你的島上捉迷藏，如數家珍的展示你的寶物；甚至在Minecraft中參與同窗拍畢業照。在虛擬空間與人溝通實在不是什麼難事，而在疫情期間，我們一直在試驗它有沒有能力取代實體空間。
虛擬空間能否取代實體空間，取決於活動參與者著重達成目的還是享受過程。例如網上購物省卻了前往商場的過程，看中就買，但你卻放棄了眼球在衣架上由左到右的視覺感受，以及跟閨蜜一同試身並「八掛」那些無關痛癢花邊新聞的歡愉。公共生活需要的是人與人、空間之間的互動，有些甚至取決於即時性及隨機性，例如與鄰里互動，在目的主導的虛擬空間很難發生。香港人對「出街」念念不忘，大概也證明了虛擬空間不能完完全全取代實體空間，成為公共生活的載體。
疫情後的公共生活會是怎樣的？
疫情令我們重新思考空間的意義，新的互動形式為我們帶來更多可能性，同時重新審視實體空間的重要性。Twitter因疫情實行work-from-home政策之後，決定往後都容許員工在家工作，相信虛擬空間會更進一步介入人與人的互動。疫情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城市設計欠缺韌性(Resilience)，抗疫政策更進一步加深社會矛盾。香港重拾公共生活需要科學真相、自由而互信的環境，而公共空間應加入環境衛生以及使用經驗的考慮，為公共生活提供連結及載體。
撰文：鄺家樂
編輯：姚健宗
參考：
O’Connor, E. (2020, May 7). Public Space plays vital role in pandemic [Web log post]. Retrieved June 17, 2020, from https://gehlpeople.com/blog/public-space-plays-vital-role-in-pandemic/
Ockenden, J. (2020, May 07). Activist Experiment Highlights Lack of Street Space. Retrieved June 17, 2020, from https://transitjam.com/2020/05/07/activists-in-1-5m-social-distancing-street-experiment/?fbclid=IwAR3sqgR0S8TwQOBVgozBfM-bQ-F4_sas6yET4t36Il9cj36_ePrgi6qWq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