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疫情持續衝擊下,市民難談得上感到「安定」及「繁榮」,但疫情也是一個政府發揮善治的機會,透過推出到位的新政策或措施,去帶領社會走出疫情危機及推動災後復原。不過在「社會福利」及「效率」兩項指標的評分都是「一半半」,走勢更是持續向下,某程度反映了市民認為政府所做的工作難談有效率,而社會福利也談不上能回應社會在新常態的需要。
由於研究所早於97年進行有關民調,因此過去的結果就可被利用作參照。今次筆者就對比了03年沙士期間的相關數據,發現現時的「社會福利」及「效率」評分,比當年更差。
「平等」與「公平」指標評分傾向負面也值得一談。筆者其中一個推論,是市民在疫情下的日常生活中,也體察到社會的「不平等」及「不公平」,例如疫情下的教育,雖然大家都可透過學校安排網課在家學習及上堂,但家居環境、上網器材、以至家中照顧者的教育程度及資訊科技能力,絕對帶來學習效能差異。
研究所的調查結果教人悲觀,不過筆者最近睇到一篇曾俊華先生專訪社企推動者魏華星先生的文章,魏先生指出社會夠壞,就是有土壤去孕育不同的(社會)成果,而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提醒和鼓勵。我們除了期盼政府盡快推出到位有效的惠民措施外,民間、資助機構及商界也可大大發揮社創力,推出新項目,以回應社會當下需要及推動復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