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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家都是香港人，但都會發現天水圍人感覺上沒那麼繃緊，對於與陌生人接觸不會太緊張。」天水圍人阿柯如是說。天水圍是香港「大西北」，處於邊緣位置。柯詠敏（阿柯）和羅恩賜（恩賜）居於天水圍逾二十年，但對區外人來說天水圍仿如異地。2015年，他們成立社區團體「天水圍人」，透過活動連結社區中不同的群體，記錄這裡的人和事，希望營造社區之餘讓外面的人聽見天水圍人的聲音。到2018年，他們申請Good Seed社創基金，舉辦一系列社區學堂，以天水圍人教天水圍人為宗旨，為基層街坊提供興趣班，發展所長。
偏遠地區共同體——天水圍人
天水圍，新界西北的社區。它被濕地公園路、天慈路、天福路、屏厦路和天影路環環包圍，由天華路劃分南北部，輕鐵穿梳小區之中；區內大小道路皆以「天」字開頭。種種地理因素和微小的城市佈局，為天水圍營造了一個共同體的感覺。除了規劃與佈局，社區營造最重要的元素必然是人，天水圍街坊對這裡又有何感覺？
阿柯和恩賜自小住在天水圍，對「天水圍人」有強烈身份認同。「其實從生活的體驗，以前人們就會覺得，『啊你是天水圍人？』」阿柯憶及剛出社會工作時，別人總是驚訝她來自天水圍，然而她沒有感到厭惡，倒覺得這增強了她的身份認同，「其實住在天水圍真的這麼特別嗎？」
「我細個好想衝出天水圍，這幾個字在我腦裡面，不是太喜歡天水圍……」恩賜說，從前住在天水圍給他「大鄉里」的感覺，譬如讀大學時不熟悉旺角的路，令他覺得自己見識比別人少。不過人大了，他開始喜歡天水圍，「畢竟好長時間的人生都在這個地方。」
重寫曾經的「悲情城市」
近年香港有一種社區深耕細作的概念，有志者深入小社區，向普羅大眾作公民教育，再由下而上推動社會變革。2015年，阿柯和恩賜成立社區組織「天水圍人」，冀以自身能力為社會帶來一點改變。那天他倆坐在元朗一間咖啡店，談到改變社區：「大的事做不到，自己做小的事，看看在自己那一區能做到甚麼。」想起外國專頁「Humans of New York」，遂希望參考相關經驗，記錄社區的人和事，展開了「 天水圍人 Dialogues in Tin Shui Wai 」。
但大眾對天水圍的印象不就是悲情城市？曾當記者的阿柯道，以往做街訪時發現天水圍人相對熱情，比其他區街坊更容易展開對話。「可能本身我們時常周圍行和街坊聊天，有平台給他們講自己的故事。香港社會認定天水圍比較isolated（孤立），先不說悲情城市，而是一個較容易被忽略、邊緣的社區。我們希望讓外面的人聽到天水圍人的聲音。」阿柯說。
他們寫過不同天水圍人的故事：發現了「全港雜耍冠軍」等身懷絕技的街坊；也記下像毛公仔店那樣的小店故事——一轉眼，「天水圍人」已走入第五個年頭。
我們沿著輕鐵路軌旁走，從南到北，路上不少熟悉的面孔向他們揮手。行經一個輕鐵站，碰到昔日在天水圍北江賣毛公仔的伯伯。伯伯於年前撤出北江，三人久別重逢，聊起近況與往事，方知伯伯還未找到新舖落腳。言談間伯伯總是笑不攏嘴，街坊街里，簡單幾句噓寒問暖，人和人的連結是如此微小而強大。
曾如城寨般品流複雜
恩賜的印象中，昔日天水圍社區如城寨般品流複雜。「六年級時，我和一個屯門的小學同學來打籃球，行到中途已經有一個『金毛飛』（小混混）問我跟邊個大佬。」他仍記得那個「金毛飛」只比他大一至兩年，更是他的補習托兒中心同學，而這些「金毛飛」總在遊戲機中心流連。
到近年，這些景象已不復再，一間天水圍的中學在20年間由band 5變成band 1，街上再看不見童黨。阿柯和恩賜見證天水圍的蛻變。「當初十幾年前，我們還小，是好想出去玩的時候。現時大家都成長了，這個地方其實沒有太多變化，只不過人成熟了，不再玩那時候的東西，而大家都變好了。」阿柯說。
恩賜也認為這裡變得安全，亦從最近區議會選舉中青年的高度參與，反映了當區年青人的轉變。「十七區全『黃』，好像這裡的後生仔較progressive（開明）。以往可能只是想認識異性，食煙飲酒那些，沒什麼能給這個地方。」
新天水圍新的社區問題
城市的轉變同時衍生新的問題：新移民家庭的社區矛盾，或是老夫少妻家庭托兒等問題。「天水圍北居住環境更加密集，有些以往的問題，如電影《日與夜》（《天水圍的日與夜》）中的問題可能得到改善，但其他問題仍在。」阿柯說。
2017年底，他們舉辦活動和興趣班，希望從中連結社區中不同的群體，解決社區問題，因此報名參加了社創項目Good Seed。「終於有一個稱得上是『計劃』，一個要牽涉到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要搞班的計劃，就是參加Good Seed之後。」恩賜說。
Good Seed項目教會他們在不同階段設立里程碑（milestone），「可能每隔一個月，你就要完成一些里程碑。那時想什麼都做，有跆拳道班、躲避盤、魔術英文班等，最高峰個時好似有八個。」
恩賜提到，他們辦過一次躲避盤（類似躲避球的運動但以軟飛盤取代，融入飛盤運動的投擲與飛行技巧）遊戲班，有一位新移民媽媽站在一旁，看著兒子玩得興高采烈。她突然感觸的說，小朋友是SEN學生，在學校被邊緣化，老師疑因為他是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拒絕讓他報讀一些課程。「媽媽應該幾大壓力，好想搵人去講，那我便想，這些機會正是讓我們連結它人。可能有點可惜，因為幫不到她甚麼，只能那天晚上和她聊天，做這些活動可以connect到人，聽到他們有甚麼難題。」
社區營造＝搞社區活動？
起初他們的想法是辦社區面向的活動，然而他們發現，活動似乎除了是天水圍舉行，就沒有關於天水圍的元素。「常說搞社區，像是社區藝術，但並不是讓活動在社區發生就等於營造社區，也不是讓藝術活動在天水圍舉行就等於社區藝術。」
他們邊做邊思考，究竟何謂營造社區，恩賜坦言大部份活動都是失敗的。直至他們辦了攝影班，與學員走訪天水圍各處，攀上天水圍髻山，探訪露宿者和外傭，用鏡頭記錄天水圍。學員從活動中看到社區不同面貌和群體，重新認識天水圍。他們希望參照攝影班作方向，構想未來的活動，甚至希望突破天水圍這個地區局限，在其他區發掘更多可能性。
零收入、用假期辦活動：再辛苦也值得
向來搞地區工作都要花上龐大的心機和時間，未必有太多個人得益。「天水圍人」沒有為阿柯和恩賜帶來收入，他們都有一份正職，故要騰出周末假日的私人時間來處理「天水圍人」的事務。「譬如說，報名參加 Good Seed要準備很多文件，填很多計劃書，都要在放假時做。」恩賜說。
他們坦言這是一份苦差。阿柯說：「我有一段時間辭去工作，想做Freelance兼做『天水圍人』，時間可能分配得好一點，但都有另一個壓力，所以也不見得辭工真是那麼輕鬆的事，也是很辛苦的。」
不過當街坊有得著，甚至建立身份認同，事情若有意義，再辛苦也值得。恩賜說：「現在我們說『天水圍人』很順口，天水圍街坊、區議員平時可能也會找『天水圍人』，又好自然會形容這裡住的天水圍人，單單是這件事，也讓我覺得所做的事都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