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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從外地回港接受自我隔離14天的港人來說，相信這個隔離要求絕對是合理的。畢竟，香港較為安全正是有賴於醫護的付出及港人的自律。作為回流 的一員，怎可以令自己成為「生化武器」？然而這個合情合理的的要求，在西方公共衛生研究竟然是一個有爭論的議題！
強制檢疫
為了保護整個社區的健康，當傳染病在社區盛行時，各地政府都可能會實行不同的措施，以限制懷疑可能為帶菌者的人身自由。干預從強制篩查（侵犯自主權相對較小）到隔離（侵犯自主權相對較大的）不等。公共衛生倫理學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是，是怎樣為這種侵犯自主權的干預進行辯解（justification）， 畢竟限制人身自由對於沒有犯事的普通民眾來說，是一項非常嚴重的自主權（autonomy）干預。
主要辯解：結果論 － 對少數人的自由作限制 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健康著想
最普通而又最理所當然的解釋，就是在整體損害及利益（cost and benefit）的基礎上作衡量。當對於一個社區的整體來說，強行隔離某小部分人的傷害（即限制疑似帶菌者人身自由）顯著低於不以這種方式進行干預的預期危害時（即讓疑似帶菌者在社區傳播病毒），政府就應該進行干預。情況就正正好像香港政府要求從疫症流行地區回流 的港人進行14天的強制隔離一樣。
然而，西方人或許會認為這種推理方式不太合理。第一， 結果論（consequentialist）的原則是以「整體利益」為依歸。東方社會的個人比較習慣以「整體」（比如以家庭來作單位）來衝量一件事情是否值得進行，因此知道何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即使不是每件事情都以全個民族來考量，東方社會至少不是事事都以「個人」為中心來作決定。這跟西方社會（特別是英國）非常不同。由於在西方，年輕的伙子基本上進入大學後就會獨立於父母生活，他們從懂事以來作出的每個決定大概都是以「個人」為依歸，他們並不習慣以「整體利益」來衝量一件事情是否值得進行。你可以說他們較為「自我中心」，但這是他們成長中社會需要他們「學習」的一環。因此，他們會把人身自由及自主權看得很重，這也是英國醫療倫理學重要的一門課。我在倫敦國王學院修讀醫學倫理及法學碩士第一門課，教授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In western Bioethics, autonomy is king. （在西方的醫學倫理上，自主是王道。）” 再者，在疫症盛行的時期，病菌以驚人的速度傳播，根本沒有時間拿出科學證據證明「強行隔離疑似帶菌者的傷害（即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顯著低於不以這種方式進行干預的預期危害」。在沒有科學理論作為基礎的前提下，人們認為既然強行隔離疑似帶菌者能帶來多少好處乃為未知之數，根本沒有限制別人人身自由的必要。
辯解二：政府代表民眾以「自衛(self-defence)」的理由 限制疑似帶菌者的自由
由於上述辯解不附合西方人的口味，於是有另一派學者，研究了一個獨立於「整體利益」為依歸的說法。政府對某小撮人發出活動限制令，其實是代表民眾以「自衛(self-defence)」的理由，限制疑似帶菌者的人身自由。大家都明白何為「自衛」，即是在對方攻擊你之前，你攻擊對方以阻止或減低對方帶給你的傷害。同樣地，在疑似帶菌者在社區傳播病毒前，社區的其他民眾理應可以以「自衛」的理由，先透過強制隔離「攻擊」此等疑似帶菌者。而政府作出侵犯自主權的隔離命令，就好比代表社區的其他民眾先「攻擊」這些有可能播毒的疑似帶菌者，達到「自衛」的效果。這個辯解的好處是，它並不以「結果論」為基礎，亦不以「整體」作為依歸。這個說法表明，當對個人的自主權傷害不比所防止公共損害更嚴重時，就應予以實行。這套說法的另一個好處，是似乎找到一個已有的原則（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去為限制人生自由作出辯解，較為西方人接受。
在疫症大爆發時仍說自主自由 是瘋了嗎？
有人可能會認為在疫症大爆發時仍說「自主自由」，是像瘋子一樣無理（這是我和前老闆早幾天閒話家常時的結論）。畢竟在此等危急情況，生與死，可以是一線之差。以個人主權凌架於公共衛生是否道德？可能，有關公共衛生的討論中，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和民眾團結（unity）是比個人主義的自主權（autonomy）更適合的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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