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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這些經歷讓我心靈變得強壯，有更強的同理心。我會覺得，當別人說自己有困難的時候，你不要批評人家為何不解決自己的困難，他背後可能有許多原因，是你不理解的。」施婉萍 （Felix）教授歸結出，自己對弱勢社群包括聾人身心權益的關心，或許跟自己不一樣的成長背景有關。
星期四下午，我們來到「遺世獨立」的中大教研樓二座（近科學園 ），穿過婆娑樹影，走入大片草地前的白色大樓，Felix的辦公室──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就在其中。
由英國文學走向聾人研究
Felix是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副教授，亦是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聯合主任。上年她跟心理學系的麥穎思教授合作，透過中大知識轉移項目基金（KPF），展開聾人精神健康社區計劃，包括建立具備手語雙語的心理健康資料庫，讓聾人理解「抑鬱」或「焦慮」等心理徵狀；透過故事工作坊，提升聾人的身份認同和精神健康。
作為健聽人士，也沒有聾人親友，究竟Felix如何走上聾人和手語研究的學術之路？故事要從大學本科說起。
她是中大校友，90年代以「暫取生」（拔尖）計劃獲錄取入讀英文系。她坦言對修讀英國文學不太投入，「讀得有些辛苦」，反而語言學讀得津津有味，「學習語言學的過程中，譲我明白到，如果有些書會讀到打瞌睡，就證明不適合自己；相反，如果越讀越精神，那就是自己的興趣所在了。」她打趣道。
本科畢業後，她沒有接受母校校長的邀請返回母校當英文老師，選擇繼續攻讀語言學碩士，她本來是研究幼童學習廣東話的現象，後來因為論文指導老師離開了中大，她有了轉題目的契機。
「那時我正好是Gladys（鄧慧蘭教授）的教學助理，她問我有沒興趣研究手語，我很快就答應了。」她自言，自己對於人生方向，多是順水推舟，「從來不會說我一定要做這做那，反而順着自己的興趣，機會到了就會嘗試。」
她直言，攻讀碩士時才開始接觸聾人社群，當初出發點絕對不是甚麼偉大的使命感，反而是手語純粹的吸引力。
「那時看書和文獻，關於手語的Brain Science同Grammar分析，覺得好有趣，是一門新的學問，手語跟廣東話和英語不一樣，原來聾人的世界是這樣看語言的，真是大開眼界。98年我開始學習基本的手語，真的由一二三四；ABCD；爸爸媽媽這些單詞學起。」
關於Felix找「名師」教手語的奇遇，我們早在鄧慧蘭教授口中聽聞過。她說過，當年研究中心第一位聾人研究員、罕有以手語為母語的朱君毅（ Kenny），就是「Felix在街頭找回來的」。
Felix為故事解畫。
膽粗粗街頭找手語老師
「我讀碩士才開始學手語，第一位老師是弱聽的，他手語純熟，是一名 late learner, 後來看得越來越多文獻，知道最好都是要跟 native signer學習一段時間，正如你學習其他外語一樣，於是我就展開了尋找native signer的旅程。有一日我去男朋友（後來的丈夫）家，夜晚離開的時侯在巴士站見到一對情侶在打手語，我就放棄登上已到站的巴士，膽粗粗上前問對方可否教我手語。」
她形容自己當時有一股傻勁，就這樣交換了聯絡方法，沒想到對方原來真的來自聾人家庭，是不折不扣的native signer。之後不時上那位女生的家學手語，還認識了女生同為聾人的弟弟，即後來成為研究中心員工的Kenny。而Kenny亦由當日的地盤工人，經過多年的苦讀，不但完成中大學位，現正繼續攻讀碩士，還成為中大的手語老師，人生軌跡完全逆轉。
「我的手語程度有幾個 big jumps，其中一個就是經常跟Kenny去吃午飯，我教他英語，他會指正我的手語。語言就是這樣學回來的，只要多跟聾人做朋友，一定會有進步。」
她說，讀碩士是隨性的決定，讀博士卻是意志堅定得多。在三年碩士課程中，她目睹當年教育局官員對手語的誤解實在「難以撼動」（以往手語教育不被重視，聾人往往只能佩戴助聽器或讀唇），「明明手語幫到聾童學習和發展，但官員不理解，偏偏他們是制定政策的人。我覺得我要在學術上裝備自己，才可以改變體制。」
經過深思熟慮，她於2000年前往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攻讀聾人研究博士學位。她形容這次升學「決心好大」，因為她是先獲得劍橋大學取錄修讀英語第二語言相關的研究院課程，但她放棄了劍橋的入學邀請，毫不猶豫走向聾人研究的方向。
如此取捨，外人或難以理解，畢竟劍橋是舉世知名的學府，家人有否微言？
「沒有，我從小父母都忙於爲口奔馳，所以給我好多自由的空間，對我的決定沒有甚麼質疑。」她進一步分享不一樣的成長背景，如何成就今日心理健壯的自己。
走難經歷助變得硬淨
「你看我英文名串法（SZE Yim Binh）有點奇怪，其實我是越南華僑，在越南出世，我在1976年兩歲的時候，我們一家人才來香港。我爺爺本來很富有，在胡志明市的唐人區做水果生意，外號蕉王。1975年北越軍隊佔領南越，正式統一越南，並開始大舉排華，廢掉原有貨幣，沒收華人資產，限制華人自由，爺爺跟其他富有的華人一樣，傾間盡失家財。」
1970中開始，大量越南船民湧入香港，幸運的是，Felix的爸爸因爲年少時曾到香港留學，取得香港身分證，他們一家獲英殖政府包機接載回港，「當時絕大部分的華人要坐船偷渡離開，冒極大的風險，我阿姨和她男朋友的一家十幾口就這樣葬身大海。」她形容那段越南華僑被逼害、冒死逃難的歲月「慘絕人寰」。
「有不少華人家庭一夜之間所有金錢化為烏有，無法忍受越共的逼害，選擇在飯菜中落老鼠藥，一家大細一起自殺，聽到這些事，覺得好震撼。」她兩歲就來香港，記憶不深，這些悲劇都是後來從爸爸媽媽口中得知。
越南難民議題一度困擾香港達25年，社會不乏歧視聲音。Felix在高小初中時期，亦曾因為越南華僑這身份遭受同學言語騷擾，「騷擾維持了一段短時期，後來可能因為我讀書成績不錯，他們不敢再欺負我。這些經歷或多或少令我心靈強壯起來， 學習面對別人的嘲笑，不會放在心上。可能因爲我這個難民的背景，當我接觸弱勢社群時會有較強的同理心。」
聾人心理健康受忽視
這份同理心亦某程度上造就了這個聾人精神健康項目的出現，「在英國讀博士的時候，一位有心理學背景的同學曾經分享，一般鍵聽人覺得不會有壓力的情況，對聾人而言可能壓力是非常大的，不加留意就會忽略他們的需要。」
「例如當時在英國乘搭巴士，乘客上巴士時要告訴司機目的地是甚麼，司機才告之該付的車資，然而聾人不容易做到，與此同時後面有其他人排隊等上車，司機如果顯得不耐煩，聾人乘客會感到焦慮和壓力。而在一些精神健康問卷，因為問卷的設計問題，令人不理解為何聾人坐巴士都感到壓力，容易因此誤會他們有嚴重的焦慮，而誤判他們有精神病，形成惡性循環。」
她指出，聾人面對上述雙重不理解，若果心理醫生欠缺有關訓練，只會以藥物解決，轉介他們去看精神科醫生，而不是通過理解和解決他們實際的需要。
另一件事令她十分感觸的，是2008年的「李菁事件」。李菁被譽為聾人狀元，然而大學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後來獲介紹來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工作，「她自小在一個全口語的主流學校成長，面對相當大的壓力，加入我們中心前精神狀態已不太好，來到中心後她有努力融入打手語的聾人世界，可能在過程中免不了會感到挫敗吧。」她哽咽道出。
「她的離開，對我們中心的一眾同事來說是沉重的打擊。這件事令我深深體會到聾人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不希望同類事件再發生。」感召背後，Felix強調年輕同事的推動亦十分重要，包括即將修讀輔導碩士課程的劉紫蕾（Kloris），和現正攻讀臨床心理學碩士的朱憫謙（Ham）。
這個項目亦反映了2003年成立的研究中心裏面，幾代師生的傳承。
28歲、健聽的Ham在中大讀心理學本科時，無心插柳下上了Kenny（中心第一位聾人同事）教授的手語班，感到眼界大開，自此不斷進修，成功當上手語傳譯員。她立志成為一位能夠用香港手語，向聾人提供心理治療的臨床心理學家。跟Ham食過一頓飯，聽她慢條斯理道出這份偶然產生的熱情源起，令人大感佩服。
項目結合中大語言學系和心理學系的學術知識和經驗，Felix和Kloris負責將心理學概念用手語拆解，以建立一個相關的手語資料庫。Ham和麥穎思教授團隊則會提供一些說故事的工作坊，增加聾人與社區的接觸，一方面讓聾人「發聲」，「打」出自己的故事，另一方面提升大眾的意識。
分享完一些香港手語和聾人文化的小知識後，Felix揹起書包急急腳離開，「我要到獸醫診所接回我隻竉物天竺鼠。」
眨眼斷句｜學人關鍵字
Felix提到，聾人及手語研究的範疇廣泛，「有趣的課題我都會研究」，包括亞洲手語如何婉轉表達性相關的概念；有多少健聽人的手勢（Gesture）被手語正式採用；學習手語會否幫助長者改善認知和空間辨別的能力等等。
面部表情、身體擺動、眼神是聾人溝通重要的一環，「眼神好重要，一break eye contact，代表他們想disengage，所以聾人鬧交，擰轉面就得架喇。」「在句子之間，他們還會用眨眼來斷句，我發表過相關研究，結果好有趣，但分析大量眨眼數據的過程好痛苦。」她苦笑道。
文：Kary Wong@ORK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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