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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充滿環境危機的世界中，有一位環保科學家，他用自己40多年的科研經驗，創造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產業——將微藻（microalgae）打造成「吸碳神器」的生物科技。這位何建宗教授（1979 新亞生物）是香港極地研究中心創辦人，退休後花了幾百萬元開設香港首個北極科研站、造訪南北極達20次、60歲才組隊創業，讓我們一起來聆聽他的故事，了解科學家怎樣看金錢世界，如何發展「碳金融」。
中大山水是搖籃
「我讀中文大學生物系時很快樂，中大環境優美，能遠望八仙嶺、吐露港，花草樹木在陽光白雲下綻放，使我熱愛大自然。我是新亞書院宿生，教授常說『天人合一』的哲學。現在回想，其實與環境科學是很吻合的。生態學，正是建立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的科學。
我原以為微藻是有害物，水受污染才有微藻。當人人都說它有害，我反思，可否從有利的角度看待它？我愈研究，愈沉迷，結果我愛上研究微藻，決心將它發展為淨化污染的工具，於是我一直投身環境生物學行業。」
「下崗變下海」
何建宗在中大畢業後，負笈英國University of Salford攻讀碩士課程，研究環境資源。後來加入政府環保署工作10年，並以兼讀方式，於1991年在港大取得（植物學系）哲學博士學位，然後在大專院校從事教育27年。他專門研究環境科學、水資源、海洋生態、浮游植物、微藻等學術領域。
何教授孜孜不倦研究微藻40多年，除了研究它的害處，亦學會欣賞它的好處。「顯微鏡下，它的組織和結構是非常美妙，是大自然巧奪天工的作品。其實污染一詞是很主觀的，當紅潮災害發生，污染物多，殺死海洋生物，損害經濟，我們就覺得它是有害。但做科學家應該要有創意思維，我嘗試把微藻放在魚床河溪，加入蛋白質開發成為魚的飼料，微藻就變得有用了。
環境問題要由心做起，同一樣物質的好壞，在乎我們如何應用、評價它。我覺得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我們回收它，它便是揾錢的工具；我們隨便掉棄它，它便是無用。 一個銀幣有兩面，我們做科學就是這個精神。」
「原本到了60歲就想退休，豈料退而不休，眼見地球嚴峻的氣候危機，我就想，可否應用研究微藻40多年的經驗解決問題呢？原本下崗，卻變為下海，開始創業。一方面希望將40年科研成果應用於世界，另一方面希望實踐生命傳承，將所思所學和環保使命傳給年輕人。」
科學家踏足商業世界
憑一腔熱懷創業，可是理想與現實是有差距，何教授明白教學和創業是兩個世界。
「先說金錢，教書時薪酬增長穩固，工作文化是求真求知為本；創業最艱難的是，業社會以利益為先，團隊以你為首，每個月等你出糧，相當有壓力！但我知道教學和創業兩者沒有衝突，只是要花心機結合。」
「其實做生意最重要是可持續發展，在獲得投資回報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回饋社會。環保產業如是，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都有公益責任。經濟、社會、環境三為一體，這是我的創業精神，從而推動可持續發展。」
何教授目標是公司在五年內上市，「我想將賺來的錢應用社會上，在企業擴張的同時，增加我們對世界的影響力。地球環境污染問題、社會貧富懸殊問題、香港缺乏社會生產力問題、年青人對前景迷惘問題，我作為一個學者、教育家和科學家，是義不容辭的解決這些問題。
老實說，以我這個年紀創業，真的並非為了發大財。我只有一腔熱情，希望扶助年青人，在創業的路上持續地發展。」
「我們互相投資」
跨學科、跨世代，是何教授的團隊特色，由「Y世代」千禧一族到60後，成員背景來自科技、金融、商業管理、能源工程界。（詳見副稿：共工共事 合力發揮綠色能量）
問及他們怎樣看何教授呢？何教授隨即笑言：「給個機會你們罵我！」，弄得大家哄堂大笑。可見他們的相處，就是如此融洽可親。
何教授相信，一個創業團隊，最重要大家「情投意合」，擁有同一個夢想，有困難便說出來，有快樂便分享。「我的特色是無所不談，天南地北，政治天文地理生物化學財經，都可以交流。我第二個特點是喜歡食，總是惦記順德美食，每次開會都去飲茶！我們出席活動，一起感受，擴大生活朋友圈，這樣對同事好，對公司將來發展亦好。我時常說要去南極、去北極、去行山、去旅行，同事亦一齊去，我們就像一家人。」
其中從事ESG基金多年的Nancy，分享她第一次與科學家合作的感受：「我十多年前做基金經理去上市公司講解ESG，他們會將我轉去其他部門，不斷叩門都沒有人關注。我很高興現時已經有很多人做環保，但仍然有很多”green washing”，即是「得把口講」，不是做實事減碳，達致circular economy（循環經濟）的效果。
何教授的項目與別不同，原來科學可以做實事，正是可持續發展，透過產品造福世界。這亦是一個商機，微藻可以吃掉污染物，還可以產生好的可再生能源，例如bio fuel（生物燃料）、bio mass（生物質量）。世界就是好需要這個項目，於是我加入團隊。我們就要思考策略，如何連繫市場上的carbon credit（碳信用）需要。」
天時地利人和
「我在香港做創科，可謂『吃盡苦頭』，申請基金四次也失敗而回。第一次申請時，可能創科氛圍不濃厚，政策未成熟，但竟然是提交一年後才告知不獲資助的結果，延誤了不少時間；第二次交齊數據和文件，又需要我證明申請項目在香港的實際用途；再三申請時，我取得政府部門支持信，他們拒絕我說：『既然政府支持你，不如你直接去該部門爭取資金』；到第四次，經過所有審核，結果在公布結果前一天，基金方翻查紀錄發現我的公司是慈善團體，不屬於基金服務對象。」
好多事情是靠天時地利人和，我也不埋怨，只希望香港各界做得更好。後來我在中國獲得很大支持，經過專家組評審，他們積極在短時間內給我意見，不是把我轉去不同部門。內地是行電子化，一站式服務，一旦提交申請，七個部門一併審視，無論結果如何，需要在三星期內決定撥款與否。」
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回到家鄉佛山市順德提出水質改善專案，碰巧他們『以水興城』，是政府未來發展目標。在內地，我才明白鄉情是很重要，他們覺得我可以為家鄉爭光，於是在香港做不到的事，在內地八個月就完成。
他們給我意見說：『其實中國好多人亦懂得養藻的基本知識，將來就算你申請了專利，亦難防很多人進入市場與你競爭。但因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品牌，而你是香港人，所以我們支持你，只不過你要拿出一個例證。』於是我回港開公司，做一個小型『示範單位』，然後再走入中國市場。」
「芝麻包」的創業領受
「香港創科的定位，就像芝麻包，我們不能靠一粒芝麻吃飽，但一個麵包沒有芝麻就不是芝麻包了。」
何教授認為，香港創科是不能夠離開中國市場，「香港做創科是投資大、成本高、市場小，但是香港的優勢是有人才、有活力、有國際視野、財金關係。舉個例，以微藻淨化污水，香港可能只有1、2百畝的魚塘，但在中國順德區，就有數以萬畝的魚塘，何況整個中國？如果你做到這單生意，你不用憂柴憂米了。」
「今時今日，好多年青人的焦慮和憤怒，關鍵在未能超越深圳河的邊界。地理條件上我們居住環境狹窄，生意沒有好多，放假可去的地方也局限。那邊對香港青年人、創業者提供很多特殊優惠，在香港要住簡約公屋，但深圳為吸納人才會提供『人才房屋』，以便宜租金享受香港中產階級的生活。雖然工資表面上不高，但實際生活質素是超越香港的。」
南北極冒險之旅
何教授的研究核心離不開水質和藻類研究，因此遠赴南北極做科研。「極地是大自然的奧袐，充滿機遇和創意。我看見大自然的偉大以及人類的渺小，我變得謙卑，學懂應變，這對創業和人生成長歷程是重要的。」
「去完南北極，無論你是科學家或是一般支援人員，你都會變成哲學家、藝術家。為甚麼呢？一來四周都是美麗景致，充滿奇妙生趣的事物，觸動心靈，牽引詩詞歌賦的聯想靈感。我總是拿相機拍下它，每張相都可以成為攝影展覽作品！
在香港可以高床軟枕，為何要爬山涉水捱凍？在極地，隨時會經歷天災危難死亡，若不幸喪生，別人會怎樣評價我，我又會怎樣評價自己的一生呢？人生的意義是甚麼？在極地感到孤獨時候，會想起香港的好友，亦會湧現很多情懷。這樣思考下去，我又成為哲學家了！
兩星期去北極，一來一回都用了三天，停留十日，大致已看完。南極相對遠，飛行時間較長，大概十五日至三星期已足夠。到了極地，因太陽斜射，你會失去日夜觀念，只有全白或全黑，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沒有網絡，你可以好專心做事。平時在香港可能一星期都做不完，在極地兩天做好，很多時間享受寧靜的境界思考人生。」
極地科研不是旅行團
筆者很好奇去極地的費用，原來去北極比南極便宜。「去北極，機票食住交通總支出平均每人每日的生活與交通加起來大約一萬元一天，去十日就要十萬，由於相對多國家接近北極圈，例如由歷史上最初的維京人、現時北歐各國、加拿大、俄羅斯、因努伊特人，很早已展開北極探索，所以有較多支援；
南極則是雙倍，即二十萬了，因為南極是渺無人煙的地方，要坐大船穿越地球最艱險的『魔鬼西風帶』，那裡海浪上落高達15米，期間像是玩兩星期的海盜船，而且補給及組織團隊都不容易。」
何教授強調：「我的極地團不是旅遊性質，而是去做教研團，不要用打卡心態去，以免增加地球的碳足跡。即使不懂科研也可以跟我去學，做公民科學家。其實每一個人也有專長，可以有貢獻，科學家不是自己做科研，也需要人幫手搬機器、抄數據、協助統計。我能夠教導大家大自然的知識，亦是一種貢獻。」
「我希望做一個『魚藻菜共生系統』，將我的微藻成為產業，支持農業發展。如果我可以取得南北極抗低溫、抗極端環境的水質原素，再放到中國發揚光大，相信影響會更大。」
汪洋大海，啟發何教授的科研契機，努力保護和維護生態系統。他相信人向外走，心胸才廣闊，他期許中大人關心並保護這片美麗的土地，跳出香港，面向世界，在海闊天空的境界，成就理想。
文字：方嘉欣@香港中文大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
圖片提供：受訪者、ORKTS